一
大约二〇〇九年夏天,流亡德国的异议人士王万星先生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多报道有关哈达及内蒙古民众维权的消息,并且多次催促我和流亡科隆的蒙古族资深维权领袖席海明联系。他甚至责备我,西方国家化这么多钱建立这样一个电台,海外有影响的中文媒体这么少,蒙古族民众的信息这么少,不做采访报道是失职的,尤其是席海明不仅人在德国,而且离你不远。他还向我简单介绍了他了解的席海明和哈达的情况。
王万星告诉我,席海明先生自从流亡德国后从来没有拿过国家救助,也没得到过有关基金会的资助,一直靠自己辛勤工作为生,同时全身心地投入民运。他挣钱不多,却大量地投入到参加各类活动的旅行,以及对于国内同胞的资助上。王万星特别强调,在这方面,席海明在各民族流亡人士中首屈一指,是一位罕见的有品质、有操守的维权领袖。而对于哈达,他说,拿他受到的关押迫害和汉人异议人士相比,他在国际社会得到的关注和支持太少了!
为此,〇九年冬季我开始与席海明联系,围绕为被监禁的哈达呼吁和对流亡海外蒙人以及各人权团体有关蒙人的活动进行报道。在报道中我看到,海外缺乏对蒙古人活动报导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媒体对他们的情况了解不多、关注不够;再就是海外蒙古人散居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共同、有力的发声平台,这造成了他们声音分散微弱。从〇九年底开始,我和席海明先生联系,并且由此认识他,交往不断加深。八年来,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海外蒙古人维权运动的起伏和发展。
我对席海明先生的报道和与他的交往,立即引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在第一个报道发出后也就是一〇年年初,一位后来投靠了中国政府的前民阵负责人、席海明曾经的好友立